贝丝·杜鲁门的生平

伊丽莎白·弗吉尼亚·华莱士和哈里·S·杜鲁门都出生于密苏里州的独立城。贝丝———她在家里的称呼———1885 年 2 月13 日出生。她的父母戴维·威洛克·华莱士和马奇·盖茨·华莱士有四个孩子。她的祖父是个面粉商, 也是当地最富有的人之一。

哈里 1890 年在长老会教区的星期日学校第一次见到贝丝。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 他当时六岁, 而她是个“长着金色鬈发的五岁小女孩”。“我第一眼就被她的可爱给迷住了, 并且一直都爱着她。”从此以后, 哈里就替小贝丝背书包回家。有一次,他甚至专门为贝丝进行了即兴钢琴演奏会。哈里后来回忆到:“上六年级和七年级时, 她就坐在我的身边, 对我来说, 她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最可爱的人。”

贝丝是个漂亮的喜爱运动的姑娘。她做田径运动锻炼, 网球打得和棒球一样好, 并且是个出色的骑手。她喜欢消遣娱乐和大型社交活动。她身边总是围满了追求者。近视、瘦弱、腼腆的哈里根本没有机会接近这样一位姑娘。1901 年, 当他们从一起就读的高中毕业时, 他们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哈里去堪萨斯城找工作。他从事过不同的工作。

1906 年的一天, 哈里骑马走了 30 多公里去看望他姨妈埃拉·诺兰。埃拉请她侄子给贝丝的母亲带回一托盘糕点。哈里迟迟未到。当他最终回来时, 他非常激动, 他遇见了贝丝, 并与她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密谈话。从此之后, 他们更频繁地约会起来并开始互相写信。这种通信往来一直持续了十多年。

贝丝的母亲并没有把哈里看做她未来的女婿。杜鲁门全力以赴, 尽可能多地挣钱, 以显示自己是个能养活贝丝和得到她母亲肯定的有成就的人。1903 年, 贝丝的父亲自杀身亡。贝丝忍受着这一悲剧的痛苦, 但从不提及此事。当多年之后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知道她外公是自杀而询问父亲时, 他大声吼道: “永远别向你妈妈说这件事。”玛格丽特认为, 贝丝父亲之死对贝丝的婚姻观有着巨大的影响。她开始寻找一个她所信赖和能够保障她前途的人。

作为家中的长女, 她当时 18 岁, 必须帮助母亲。在此期间, 哈里在一家农庄工作, 1914 年他买下了一辆斯达福特牌旧汽车, 并开车去与贝丝约会, 他希望用汽车给她和她母亲留个好印象。可是贝丝并不急于结婚。显而易见, 她在等待着更佳的候选人。

哈里在 1911 年已经给她写过一封求婚信。虽然他遭到了拒绝, 但他没有灰心丧气。渐渐地, 他赢得了贝丝的同情。先是她接受了他的一张照片。后来她便经常请他星期天去看望她。贝丝也去位于格兰维夫的农庄去看望他, 他们在那儿散步或钓鱼。1913 年 11 月, 她给他一张她的照片并保证说, 假如有一天她要结婚的话, 就只嫁给他。尽管他知道那个“非正式婚约”不一定就意味着她真的想结婚, 但他还是在一封信中自信地写道: “和一个野心勃勃想当蒙大拿州州长和美国总统的农庄主订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

当杜鲁门的经济状况改观时, 他于 1917 年夏天又一次向贝丝求婚, 这次他成功了。贝丝请求她母亲把订婚的消息正式公布。订婚典礼在美国即将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举行。不久, 哈里被征入伍并且被送往法国前线。他带走了一张贝丝的照片和六副眼镜。他的视力很弱, 不戴眼镜就根本看不清楚。她在照片上写道: “愿这张照片把你从法国平安地带回家———贝丝。”杜鲁门一生都认为贝丝不想和他在战争结束之前结婚,因为她担心成为寡妇。

哈里当上了少校, 从战争中回来了, 通往婚礼圣坛的道路上再也没有什么障碍了。他们于 1919 年 6 月 28 日———凡尔赛条约签署的那一天———在独立城的“三位一体”圣公会教堂结为夫妻。他们去芝加哥、底特律和休伦港做短暂的新婚旅行。作为从最贫穷省份来的人, 他们对这些大城市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回来之后, 他们把家安在了独立城的北德拉瓦尔大街 219号一套有 17 间房子的住宅里, 贝丝从 1904 年起就住在这里,这也是她直到生命结束惟一留下的一套住宅。哈里和贝丝从相识到结 婚已经 29 年。结婚那一天 他 35岁, 她是 34 岁。为什么她把婚礼推迟了这么长时间, 还不大清楚。他俩认为这是他们的私事, 并且从来不公开谈及此事。 1919 年, 杜鲁门和一位熟人在堪萨斯城共同开办了一家男子时髦服饰用品商店。贝丝帮助丈夫料理营业事务。她负责记账和招 徕 顾客。但 是 这个 商 店经 营 不好, 杜 鲁 门只 好 在1922 年把它关掉了。

1924 年 2 月 17 日, 在贝丝 39 岁时生下了一个女儿, 他们给她起名玛格丽特, 并叫她玛丽。玛丽继承了她父亲的音乐天赋。她后来成了歌唱家, 但在评论界没有获得多大的好评。

杜鲁门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他逐渐地争取当上政治领导人。1934 年, 他在华盛顿想为密苏里州在参议院谋取一个职位。贝丝参与了竞选并忠心支持她的丈夫。她和他一起登上讲台, 但自己从来不发一言。在大庭广众之下她感到不自在。

1935 年 1 月, 杜鲁门作为参议员在华盛顿占据了一席之地, 一直到 1953 年 1 月, 他在华盛顿住了 18 年。贝丝不喜欢华盛顿。她说这是个“寒冷的东方城市”。在她看来, 位于蒂尔登花园的五居室住宅与她留在独立城的那套大房子相比总是太小。

杜鲁门参议员的每年 1 万美元的薪俸不足以支付他们的家政支出, 因此, 杜鲁门安排他妻子当秘书, 年薪 4500 美元。这给他招来了任人唯亲的骂名。对这一指责, 他公开予以坚决地驳斥, 他强调说, 贝丝是由于受聘和工作才挣得这样一份薪金的。贝丝帮助杜鲁门起草演讲稿, 为他管理来往信件, 在其他许多由参议员身份带来的事务上支持他。杜鲁门经常与妻子商议政治问题, 当他成为总统以后, 他也承认在重大决定方面征求过她的建议。

1944 年, 民主党提请杜鲁门为副总统候选人。但他拒绝了并且明确表示:“我就这个议题同贝丝交谈过。”任凭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 只是由于富兰克林·罗斯福亲自施加压力, 杜鲁门才改变了他的决定。在民主党党员代表大会上杜鲁门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他请他妻子登上讲台, 让她感谢代表们的掌声。当贝丝看到欢欣鼓舞的代表们时, 她低声告诉丈夫说:“我们的全部余生就都得忍受现在这种状况吗 ?”

一天, 贝丝在堪萨斯城的一家商店购物。一个女人认出了她并喊道:“这是杜鲁门夫人 !”另一个女人和她攀谈起来, 并且挑剔地评论起副总统候选人夫人衣着的风格和方式来了。贝丝生气地回答道: “副总统候选人夫人就得打扮得像个女王一样吗 ?”令记者们感到遗憾的是, 贝丝试图防止华盛顿的流言飞语和避免在公开场合惹人注目。所以, 哪怕是小小的丑闻也与她没有粘连。1945 年, 当杜鲁门成为副总统时, 杜鲁门一家拒绝搬进更豪华、更富丽堂皇的官邸, 尽管副总统有权利享受这座官邸。

尽管如此, 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完全改变了。虽然杜鲁门不属于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总统的亲近顾问圈子, 并不把重要的国家事务透露给他, 但至少杜鲁门一家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改变。他们被当做贵宾请去参加许多招待会、晚餐和鸡尾酒会。这就形成了这种状况: 他们一天当中要走马灯似的出席三个或四个不同的招待会。哈里不喜欢这样, 贝丝就更甚了。

一天晚上, 杜鲁门参加一个在国家新闻俱乐部举行的招待会。因为记者们知道他会弹钢琴, 他们就请他一展身手。当杜鲁门坐在钢琴旁时, 一位好莱坞的年轻女演员劳伦·巴考尔挤过去坐在钢琴上并摆好姿势让摄影师们拍照。第二天, 全美国的新闻媒体都发表了这张照片。好事的记者们想知道他妻子对这张照片有何看法, 并且得到了答案: “贝丝说, 是我停止弹琴的时候了。” 在那个值得纪念的 1945 年 4 月 12 日, 贝丝正和女儿玛格丽特在家里。她正在换衣服准备出席一个招待会, 这时她丈夫从白宫打来电话, 把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告诉了她。贝丝嚎啕大哭起来。当她恢复镇静时, 她请女儿取消参加招待会。哈里想让贝丝和玛丽在他宣誓就任美国第 33 任总统时站在他身边。

这时, 记者们已经聚集在杜鲁门家的门前。警卫人员带着贝丝和玛格丽特从后门走出, 以避免与新闻记者们相遇。但是记者们没有上当。当贝丝和玛丽走出门时, 闪光灯顿时亮成一片。这正是贝丝所不喜欢的, 但是在以后的八年中她必须要习惯于此。

宣誓就职仪式很短暂。当杜鲁门一家回到家时, 邻居们都跑了过来。他们为杜鲁门一家做好了晚饭, 就像是准备“葬礼”后筵席一样。出于安全的考虑, 杜鲁门和家人搬到了白宫附近的“布莱尔宫”, 直到埃莉诺·罗斯福最终搬出白宫为止。

杜鲁门全家住入白宫后不久, 罗斯福的一个孙子, 一个名叫约翰尼·贝廷格的年轻小伙子来到了他们这里。他来这里是为了拿他在看望祖父母时遗忘的东西。杜鲁门帮他寻找东西。当他们往贝丝的柜子里看时, 这个年轻人喊了起来: “这和我奶奶的柜子里是一样地乱七八糟 !”从此以后, 每当贝丝催促他把他的柜子保持得更整洁一些的时候, 杜鲁门都要引用罗斯福孙子发表的意见来为自己辩护。贝丝对此是这样评论的: “我所高兴的是, 至少我在这个方面同罗斯福夫人是相似的。”罗斯福死后的举国悲痛使贝丝得以在平静的气氛中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

与其前任埃莉诺·罗斯福截然不同, 贝丝决定尽可能多地限制第一夫人的职权范围。有一次, 她在最后一秒钟撤回了她要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的允诺。面对记者们的抗议, 她回答说:“并不是我被选为了总统。我对舆论无话可说。”但她至少偶尔还邀请记者们喝午后茶, 并且有时甚至还接受记者们请她吃午饭的邀请。然而她 坚持每次 谈话都必 须是“不得见报”的。她做出的另一个妥协是, 书面问题必须书面答复。她的回答往往短暂、简洁, 并且一般来说非常有分寸。

同样与埃莉诺·罗斯福截然相反的是, 贝丝·杜鲁门从不公开表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有一次她说道: “在公众生活中, 太太的作用在于坐在她丈夫身旁, 保持沉默, 注意给他把帽子戴端正。”关于美国第一夫人应当具有什么样气质的问题, 贝丝答道:“身体健康, 有幽默感。”

实际上, 贝丝是白宫的不错的女主人。她谦逊, 特别重视自己的个人修养, 不喜欢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在悟性和才华方面, 她当然不及她的前任埃莉诺·罗斯福。记者们抱怨, 要写关于她的一些趣事非常之难。1946 年, 新闻周刊上说: “进入白宫九个月后, 杜鲁门夫人在华盛顿还是那么的默默无闻,她在为圣诞节而购物时, 在首都的大商店里都没有人认出她来。”

贝丝·杜鲁门总是生活在她丈夫的阴影之中, 无论他是参议员、副总统, 抑或是美国总统。她在记者们提问时最喜欢用的答辞就是“无可奉告”。一天, 有个女记者非常好奇地问到,在某个庆祝活动中总统夫人将会穿什么样的衣服。贝丝对女秘书命令道:“你告诉她, 这事与她无关。”贝丝按照一个简单的原则来对付记者, 那就是“面带微笑, 一言不发”。尽管她竭力避免发表公开谈话和出头露面, 但她还是要参加大量的宴会、招待会、音乐会和葬礼, 在白宫迎接各种人物。从 1945年 4 月至 1953 年 1 月, 她参加了 640 次活动。这就是说, 她每年平均参加 90 次活动, 与其他总统夫人的活动量相比较, 这是个给人印象极深的数字。贝丝把妻子和母亲的职责置于其他一切事情之上。

尽管贝丝已经 60 岁, 但她给人们的印象很好。有一次杜鲁门在乘车时看见了电影 《偏爱金发女郎》 的巨大广告招贴画。于是他对同车的人说: “真正的男人宁可选择灰头发的女人。”贝丝没有像其他女人所做的那样去染发。她丈夫充满自豪地谈到她:“她看起来就像是她这个年龄应该有的样子。”

贝丝的衣着很朴素。她喜欢的颜色是黑色。“黑色适合于任何场合”, 她常说。在穿衣问题上她与丈夫和女儿爱好各异。她想让女儿也穿传统的衣裙, 但这对已到结婚年龄的姑娘来说根本不合适。杜鲁门喜欢穿浅色甚至是显眼颜色的衣服, 或者穿印有美丽图案的运动衫。在准备去佛罗里达州旅游时, 贝丝发现一个服务人员给总统的行李箱装上了显眼的裤子。她立刻命令他把那些裤子又从箱子里拿了出来。她对丈夫说, 他要么只带她, 要么就带红色裤子去佛罗里达。另一次, 杜鲁门一个人去佛罗里达, 那次他带上了他的耀眼的裤子。

贝丝把与新闻界联系的任务主要交给了她的新闻发言人伊迪丝·赫尔姆。她负责发布有关招待会、会议和总统夫人正式出席的公告。有时这类公告还包括贝丝在重要的庆典中将要穿什么衣服的消息。新闻界对她和她丈夫都没有什么好感。

杜鲁门的女儿玛丽在她的一本小册子里叙述到, 一次过圣诞节时, 杜鲁门是怎样地令他妻子大为惊讶, 而她又是如何把他多年前写给她的那些信件在壁炉里烧掉。“你在那儿干什么 ?想想过去吧 !”杜鲁门喊道。“我正是想起了过去, 所以才烧掉这些信的。”贝丝答道。有几封信幸运地保存了下来。贝丝首先烧掉了她自己写给丈夫的信。保存下来的是杜鲁门在 1910 年到 1959 年间写给贝丝的 1300 封信。这些信件于 1983 年在独立城的杜鲁门总统图书馆里向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们开放, 我也是在那儿搜集到了这本书的材料。杜鲁门为了纪念他们结婚 29 周年在 1948 年 6月 28 日给贝丝的一封信中写道: “29 年了。这 29 年我觉得就像是 29 天。你依然坐在那个小平台上, 1890 年在星期日学校的那一天, 我把你放在了小平台上。我是多么地笨拙 !”杜鲁门经常邀请朋友们来白宫打扑克。贝丝也常在白宫举办桥牌晚会。为此, 她从一个俱乐部里请来了 20 年来一直经常和她打桥牌的女朋友们。还有一次, 她在总统游艇上招待她们, 在白宫里为她们举行晚宴或者请她们在独立厅里听音乐会。

贝丝是新型战舰“C—54” 的命名者。按照传统惯例, 她应该把一瓶香槟酒在船体上敲碎。她把香槟酒瓶向船砸过去。船体上出现了一个凹痕, 但酒瓶完好如初。她又试了几次, 但每次都只是砸出一个新的凹痕, 每次酒瓶都未被打破。最后, 一个机械师走过来用螺丝刀打破了酒瓶。当她后来向丈夫讲述这个意外事故时, 丈夫说首先她应该摘下帽子, 在手中吐些唾沫, 然后得要向后抡圆胳膊, 就像年轻时打棒球那样去做才能打碎酒瓶。对这个建议贝丝用这样的话做出反应:“我只是遗憾没有把那该死的酒瓶在你的头上砸碎。”

杜鲁门总统喜欢炫耀他良好的身体素质。杜鲁门的房间服务小姐披露, 在白宫的一天晚上, 一场激烈的情爱游戏过后,总统和夫人身下的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此事在美国变成了耸人听闻的报道。从此以后, 年龄较大的先生们都羡慕总统。

贝丝·杜鲁门很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喜爱运动的第一夫人。她强调说, 由于她经常进行体育锻炼, 她可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多地握手。除此之外, 她对面孔和名字有着很好的记忆力。当她发觉她丈夫不能肯定他是在跟谁说话时, 她就悄声告诉他谈话对方的身份。有好几次她都阻止了丈夫做出未及考虑的反应。有一次, 在白宫的来宾中有个政治家, 他曾经尖锐地抨击过总统。杜鲁门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想向他冲过去, 这时他听到了妻子果断的耳语:“规矩点儿 ! 你想想, 他是我们家的客人 !”

1947 年 2 月在华盛顿递交过国书的约瑟夫·维尼维茨有些激动地回忆起他第一次见到杜鲁门总统夫人的情景: “每个新任的要递交国书的大使几天后偕夫人一起都受到了第一夫人的接见。有一天, 我们把车开到了白宫的大门前。有人把我们引导到一个小客厅, 在壁炉旁有一个我们在华盛顿所认识的夫人中最富魅力的夫人在欢迎我们。她一人在场, 一个黑人服务员端上了茶。女主人最严肃的一个问题是对我夫人提的: ‘您喜欢您丈夫的这种职业, 这种经常性地搞政治和这种乏味的招待会上的四处举杯吗 ?’我夫人的否定回答使谈话的气氛欢快了起来。‘我不喜欢这个,’杜鲁门夫人说。‘我为我丈夫感到遗憾, 我为失去平静的生活感到遗憾, 再要回到那种生活中去将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开始热烈地谈论孩子, 谈论波兰遭受过的战争。这时那个服务员又走了进来并轻声地告诉她: ‘另外两位先生也到达了。’玛丽诚挚地笑着拥抱了我们,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祝你好运, 安巴萨多尔先生。’”

贝丝亲自忙碌于白宫的管理。她管理现金支出账簿, 监督每天的食谱, 检查房间的卫生, 并亲自写圣诞贺卡。她经常给密苏里州独立城的女友们打电话, 和她女儿一起打乒乓球, 自己驾车去购物。晚上她喜欢和丈夫聊天或者听他弹钢琴。

她把白宫叫做“巨大的白色监狱”, 尽管有一群服务员悉心照料着她使她感到满意。她给一位女友写信说: “我们没有一个人对我们在这儿而感到愉快。”1946 年, 有人问她白宫是否会是她选择的居住地, 她答道:“绝对不会。”白宫当然给她带来了一些利益 (第一夫人的角色除外) ,同时更多的还是害处。

贝丝最喜欢乘火车旅行。她不能忍受坐飞机。她认为这种交通工具太危险。有一次, 当杜鲁门乘坐他那架被称为“圣牛”的总统专机飞行时, 他命令飞行员在白宫上方的低空做几个特技飞行动作。他想以这种方式来向妻子说明飞行并不危险。机长不愿意执行这个命令, 因为这样做他就得破坏禁止飞越白宫的飞行规定。杜鲁门把全部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贝丝和玛格丽特在白宫窗前满怀恐惧地注视着总统专机的特技动作。

总统身上的职责加得越多, 他去征询妻子意见的时候就越少, 和她交谈的时间也越少。这一点伤害了贝丝。为了缓和这种状况, 杜鲁门就在参加波茨坦会议时天天给妻子打电话, 告诉她会议的进展情况。从波茨坦回来后, 他又为贝丝找不出时间了。她感觉到他根本不再注意她的存在了。

1945 年 12 月, 当杜鲁门去故乡独立城过圣诞节时, 贝丝用这样的话来欢迎他: “你终于回来了。大概你这次没有找到不回来的理由吧 ? 依我看你呆在华盛顿也一样不错。” 这些话激怒了杜鲁门。回到白宫后, 他给她写了一封言辞非常激烈的信。第二天, 他的怒气消逝了。他给在独立城陪着贝丝的女儿打电话, 请她截取邮件, 找出那封给贝丝的信并把它烧掉。然后, 他给妻子写了第二封言语更温和的信。他在信中述说了他身负的责任, 说他有太多的义务: “总统职务和你一样重要, 贝丝⋯⋯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你的这么多的帮助。如果我能得到这个国家最好的人的帮助和我所爱的人的支持的话, 那么, 我就能够履行我的职责。”玛格丽特强调指出,她母亲从没有企图控制她父亲, 或者把她的观点强加于他。总统的私人报告人马特·康奈利在谈到杜鲁门夫人时说:“每当他做出一项决定时, 她总是接受这一决定。他是完全独立自主的, 而不管她同意与否。”此外, 关于投掷原子弹的决定就是如此。有几个传记作家着重指出, 关于这个问题, 杜鲁门征求过贝丝的看法。但玛格丽特强调说, 她父亲只是告诉她妻子,将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贝丝不信任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他是由罗斯福任命到这一岗位上的。据说, 正是因为她的影响才导致了杜鲁门解除伯恩斯的职务, 而任命迪安·艾奇逊当国务卿。

每当杜鲁门不在白宫时, 贝丝就常去白宫中总统身边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所在地西厢房, 查看所有的人是否呆在工作岗位上。她丈夫回来后她把她的观察情况告诉给他。她一直都不能容忍杜鲁门经常使用的粗暴语言。当她的一位女友提醒她注意, 总统使用“瞎扯”一词不够得体时, 她大声说道: “天哪, 我花了这么多年才让他用这个词来代替‘扯蛋’那个词的。”

由于贝丝对记者避而不见, 记者们就把更大的注意力转向了她 21 岁的女儿玛格丽特。总统对所有那些对他女儿的音乐会评价得毫不沾边的音乐评论家们极为恼怒, 并且会给他们写充满愤怒的威胁信。这些信中的一封是给华盛顿邮报的音乐评论家保罗·休姆写的:“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您, 但要是我哪次碰到您的话, 您就要换个新鼻子和脸面了。”于是, 休姆在评论玛格丽特音乐会的下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如果我被允许发表看法的话⋯⋯”在这封写给休姆的言辞尖锐的信之后, 总统觉得评论的浪潮平息了。另一方面还有许多人赞扬杜鲁门积极地维护了女儿的好名声。休姆本人也认为杜鲁门的信表现了一个其女儿遭到批评的父亲的“完全可以理解的反应”。此事过去九年以后,这两位先生在独立城的杜鲁门图书馆里见了面, 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贝丝不同意她丈夫在 1948 年重新谋求总统职务。与许多美国人一样, 她对他能否成功地击败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也抱有怀疑。贝丝渴望重新回到独立城。当杜鲁门决定参加竞选时, 她支持这项决定并参与了竞选。杜鲁门乘火车遍游全国领导竞选, 在火车最后一节车厢的平台上发表演讲。他经常问大家:“你们想认识我的家人吗 ?”众人肯定了。然后他就把他称之为“老板”的妻子和叫做“我的小女孩”的女儿请上平台。他的“小女孩”至少都 24 岁了。他妻子和女儿都不喜欢这种亮相。有一次, 贝丝威胁说, 如果他继续演出下去的话, 她就要中断参加竞选。

贝丝没有在白宫再住四年的心理准备。但是杜鲁门令所有人惊讶地并与民意测验结果完全相反地赢得了选举。从 1949年到 1953 年的任期不管对杜鲁门还是对他妻子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他的受爱戴程度下降了, 共和党人对他的攻击越来越升级。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 在美国发生了多次罢工, 臭名昭 著 的 参 议 员约瑟夫·麦卡锡 开 始 胡 作 非 为 。由于几乎是不堪重负的职务负担, 杜鲁门也利用时间同妻子讨论一些政治问题。他通常是晚上把有关文件从白宫带回来。

1952 年 5 月, 白宫开始进行改建, 在此期间杜鲁门一家搬到了“布莱尔宫”。那里的房比白宫要少得多, 这就给贝丝组织招待会带来诸多不便。在杜鲁门的第二个任期结束之前两月, 1952 年 12 月 5 日,贝丝的母亲马奇·盖茨·华莱士在长期患病之后死去。贝丝非常依恋她的母亲并沉浸在丧母的巨大悲痛中。

根据宪法规定, 杜鲁门还可以再争取一个任期。贝丝则根本不想听这些。她认为, 无论是她还是杜鲁门本人都忍受不了在白宫再住四年。杜鲁门在这一点上也不大热心了。当参加竞选对他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时, 杜鲁门问他的私人报告人马特·康奈利: “我这个老人再次参加选举你以为如何 ?”马特用手指着立在写字台上的贝丝照片回答道:“你会下决心吗 ?”杜鲁门沉默了片刻, 然后说: “如果她遇上什么事情, 我又会怎样, 你知道吗 ?” 1953 年 1 月, 在杜鲁门的第二个任期结束之后, 在华盛顿从未感到过愉快的贝丝满怀喜悦地回到了她的故乡小城独立城。从那时起, 她的住宅作为“杜鲁门宫”而成为最大的旅游热门景点。独立城的全体居民都来迎接归家之人。贝丝又开始了她的星期二夫人桥牌比赛。她经常一个人去购物。她甚至接受了一个年轻记者的采访。关于住在白宫几乎八之后她是不是对小城生活的改变难以适应的问题, 她回答说, 她缺得最多的是服务人员。另一方面她强调, 她绝对不怀念那些她作为总统夫人必须出席的招待会和公开活动。她仍然不介入政治, 避免公开谈话, 而是帮她的丈夫撰写回忆录, 除此之外, 她全神贯注地 致力 于她喜 爱的 业余爱 好———侦探读物。有一次, 默尔·米勒来到独立城, 以把采访杜鲁门的情况录下来。贝丝不想被牵扯进采访中去。她坚决地声明道: “我不想把我的声音留给后世。”

1956 年, 民主党人重新选举阿德莱·史蒂文森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杜鲁门是这一选举的坚决反对者。他支持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贝丝认为她丈夫的行为方式是错误的。她甚至请求家中的一个朋友向哈里施加压力, 使他改变主意。埃文斯在回忆这一会见时说, 他第一次看到贝丝满眼含泪。

1956 年 4 月 21 日, 在 37 年前哈里和贝丝结为终生伴侣的同一个圣公会教堂里, 举行了他们的女儿玛丽和 《纽约时报》的记者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婚礼。

1969 年 6 月 28 日, 贝丝和哈里·杜鲁门庆祝了他们的金婚纪念日。那是个在亲密朋友圈子内举行的简朴的庆典。

1972 年 12 月 26 日, 哈里·杜鲁门逝世, 终年 89 岁。贝丝从 1920 年到 1958 年间, 每天早晨都要记下他们婚姻生活的最重要事件。

她仍然大量地阅读, 看电视里转播的体育节目, 与她女儿和外孙们保持着密切联系, 首要的是维护好个人隐私。她不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惟一一次例外是 1976 年, 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和夫人贝蒂来到独立城, 为杜鲁门的纪念碑揭幕的时候。

贝丝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她患上了关节炎。她的视力减退越来越严重。与盖洛普民意调查研究所把她列入美国最令人钦佩的 20 位妇女之一时, 她说:“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贝丝·杜鲁门于 1982 年 10 月 18 日在她所热爱的独立城家中的卧室里辞世。她将近 97 岁。纽约时报用这样的话来作为她逝世消息的标题: “贝丝·杜鲁门以 97 岁的高龄逝世了。她是总统的伙伴。”贝丝肯定会喜欢这个标题。杜鲁门也会同意这个评价。他本人有一次对一个记者说过, 妻子是他在所有的政治和其他事务方面的合作伙伴⋯⋯她总是正确的。

葬礼很简朴, 来自她家族和亲密朋友圈子的 150 个人参加了。玛格丽特邀请了当时的总统夫人南希·里根和贝丝非常喜欢的退职总统福特的夫人贝蒂·福特。玛格丽特写道: “罗瑟琳·卡特也不请自到。”贝丝被安葬在独立城的杜鲁门图书馆院内她丈夫的身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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